5月下旬的一天，西溪湿地公园管理局党工委委员、服务中心副主任刘想给我发来微信，告知湿地将创办一个叫做“西溪湿地发布”的公号，已经邀请作家麦家撰写了开篇之作，希望我也为这个新生的公号写篇文章。

按说，老同事、老朋友布置的任务，理当抓紧完成，怎奈这段时间的全部精力几乎都扑在市里一个主旋律的作品上，实在分身乏术。再说，有麦家老师这样的大家在前面打样，我也不敢随随便便动笔啊，总想着等手头的作品完成了，再来认认真真写一篇。因为在湿地博物馆工作过，确实有太多的回忆，要写就会刹不牢车。结果不知不觉，就拖了下来。

前几日，杭商传媒总编辑马晓才先生忽地又来催稿，说湿地公号他们参与采编，还说孙昌建、卢文丽、徐迅雷、孙侃等名家均已提供了稿子。这下确实给我压力山大，我晓得这几位杭城文化名人都是大忙人，他们只会比我更忙，也都写了稿子，我若再拖，未免有点说不过去了。所以咬咬牙，还是先暂停一下手头的工作，静下心来回顾一下那些年我在湿地博物馆工作的过往。

结果这一回顾，本已逐渐模糊的往事全都潮水般涌来，确实有点让人刹不牢车了……

我是2010年1月调任中国湿地博物馆馆长的。当时，这座屹立于西溪湿地东南角的博物馆，开馆才两个月。

在那之前，我一直在区级机关工作，对博物馆的运营管理其实没有什么经验。不过我也有自己的优势，大学期间我读的是园艺系蔬菜花卉专业，这跟湿地博物馆研究展示的生物多样性关联度很高；我还写过一些书，在别人眼中算是一介文化人，这跟博物馆的气氛似乎也是吻合的，所以组织上才会有这样的安排吧。

对于这个之前从没想到过的新岗位，我是满怀热忱和信心的。第一次沿着博物馆的清水混凝土长廊走进大厅的时候，我就被这里精致独特的展示场景深深吸引了。想到首任馆长和未来的同事们把这座博物馆建造得这么出色，我告诫自己一定不能懈怠，得把博物馆管理运营好，才对得起他们的辛苦付出，对得起组织的信任厚爱。

当时的市、区主要领导确实对湿地博物馆特别重视，经常会来馆里视察指导，或陪同各路宾客前来参观。每次莅临，领导们几乎都会强调一遍：中国湿地博物馆的目标是“全国领先，世界一流”。

起先，这样的嘱咐很令人振奋，但没过多久，随着对工作的逐渐熟悉，我就有了一种强烈的危机感。为什么？因为按理说，以“中国”冠名的博物馆，须由国家文物局批准建立，而我们这座博物馆的“国字号”，是由国家林业局授予的。当时我国的湿地保护事业方兴未艾，以湿地为主题的博物馆在全国各地层出不穷，其中有许多在建场馆规模大、起点高，无论占地面积还是投资规模，都有赶超我馆之势。这不免让人担忧：万一他们通过文物线的途径，从国家文物局那里也拿到了“国字号”，那我们这座“中国湿地博物馆”的“全国领先”地位还能保得住吗？

怎么才能巩固在全国湿地场馆中的龙头地位呢？我首先想到的，就是要设法扩大影响力。毫无疑问，湿地博物馆是因为依托了西溪湿地这座全国第一家的国家湿地公园，才得以 “一步登顶”，成为国字号博物馆的。但开馆毕竟才不过几个月，有很多市民和游客其实还不太了解。大部分市民一提到这座场馆，都是称呼“西溪湿地博物馆”，而不是“中国湿地博物馆”。

当时在博物馆毗邻的天目山路上有一座公交车站，站名是“汽车西站”，我就在想，能不能向公交集团争取一下，把站名改为“中国湿地博物馆”？时任副区长孙卫明得知我的这一想法后，不仅大力支持，还主动帮我牵线认识市公交集团的两位领导，最终促成了此事。

类似旨在扩大博物馆影响的事情当时做了很多，包括策划各类有特色的活动、在媒体上加大宣传力度等等，但这些主要还只是针对杭州市民的，要想在全国扩大影响力，巩固行业地位，须得有更大力度的举措。于是，我开始发挥曾经做过区委报道组组长和当过人大办主任的工作经验，决定从搭建全国同行的舆论和组织两个平台入手，来提升巩固中国湿地博物馆的地位。

2010年8月，经国家林业局批准，我们创办了《国家湿地》杂志。这是全国第一本湿地综合刊物，面向全国相关的湿地、高校和图书馆等单位投递。说到“国家湿地”这个刊名和“综合刊物”这个定位，又有故事好说了。早在二十年前，我还在团区委工作的时候，就曾办过一张《西湖青年报》，所以对于创办《国家湿地》杂志，我是胸有成竹的。我的设想是，既然要占领行业龙头地位，就要理直气壮地喊出与“国字号”博物馆相匹配的刊物名称，所以就借鉴了颇具影响力的《国家地理》刊名风格；同时，刊物要服务全国同行，既要报道大家的工作经验，也要为大家发表作品提供平台，所以就初拟了“巡展”“科普”“文化”“研究”四大板块，力求将与湿地相关的资讯全部一网罗尽。

为了论证办刊方案，我们特意请来十几位办刊专家进行讨论。果然，有专家首先就对“国家湿地”这个刊名提出了异议，认为口气有点太大了，还是谦逊一些为好。这些意见当然有一定的道理，但与我们的办刊意图显然不符，况且国家林业局对这个刊名都表示了认可，我们为何要妄自菲薄呢？至于刊物定位，也有不少专家认为应该办得更“专”一点，要么就是湿地文化读物，要么就是专发湿地论文的学术刊物，搞成综合的会“不伦不类”。

但我们就是要满足所有湿地保护从业者各个层面的阅读需求。之后的事实证明，无论是《国家湿地》的刊名，还是综合读物的定位，对我们中国湿地博物馆来说都是最恰当的。刊物试发了几期后，就产生了很好的反响，全国各地的湿地保护区、湿地场馆纷纷向我们投稿，一些单位和读者还通过各种途径来向我们索要或者要求订阅杂志。

一本刊物的诞生与发展，离不开众多的幕后工作者。我在其中，不过是一个策划者和组织者，值得铭记的人还有很多，比如博物馆当时的研究部负责人夏贵荣，创刊初期的许多工作都是他在落实的。当我们在核算办刊成本的时候，有一种最省力的方法，就是通过招标找一家合作单位来替我们去执行办刊，但这种模式一年的费用起码要40几万。于是我就跟他商议，能不能我们自己找编辑来编内容、自己找印刷厂来印杂志。为了找到性价比最高的印刷厂，我找了很多在杭州本地印刷的刊物和书籍，夏贵荣就按图索骥，一家一家地联系要报价，又一家一家地实地考察，把他们的机器设备拍照回来。然后我们召开全馆中层以上干部会议，从中选择三家让印刷厂打样看效果，最终选中的一家印刷厂，印刷成本整整低了一半，效果却完全不比其他印刷厂差。通过这样的精打细算，我们把全年6期全彩胶印、每期发行2500册的杂志总成本控制在了25万。

再比如我们外聘的执行主编卢江良，也是一位功不可没的人。当时我们曾向好几位知名的编辑作家发出邀请，但综合读物的定位却让大家望而却步，最终只有江良先生把我们的刊物定位完美地呈现了出来。而且了不起的是，他几乎包揽了从组稿到编辑的一应事务，这一干就是整整13年，为湿地博物馆编辑出刊了70多期精美的杂志。还有好友周为筠先生，为我们牵线搭桥，解决了刊号的问题。

除了打造《国家湿地》这个舆论平台，我们还成功组建起了一个覆盖全国湿地场馆的专业组织。因为之前在人大机关工作过，对一种叫作“联谊会”的松散型业务交流组织模式比较熟悉，我们就“移花接木”，主动向全国各大湿地的博物馆、陈列馆、展示馆、标本馆发出了成立“全国湿地类博物馆联谊会”的倡议，结果得到了全国二十几家场馆的积极回应。2010年10月，联谊会在风景如画的西溪湿地正式成立，中国湿地博物馆当选为会长单位，《国家湿地》杂志成为了联谊会的会刊。此后依托这一组织，全国湿地类场馆之间广泛开展了一系列馆际交流与合作，我们中国湿地博物馆也开始被全国同行熟知。

2011年的一天，博物馆里忽然来了一位神情严肃的不速之客，他在博物馆上上下下转了一大圈，然后径直来到馆长办公室亮明身份。原来，这位竟是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协会的秘书长李元潮先生。他是在浙江自然博物馆康熙民馆长的推荐下，专程从北京来杭暗访我们博物馆的。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协会是中国科协直属的一级协会，下属科技馆专业委员会、自然馆专业委员会、水族馆专业委员会、天文馆专业委员会等多个二级专业组织，因看到我国的湿地保护事业发展迅猛，全国湿地场馆越来越多，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协会于是计划成立湿地博物馆专业委员会。为了物色牵头单位，这才派出秘书长前来暗访考察。

2012年3月，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协会常务副理事长赵有利和秘书长李元潮专程来杭考察，为我们送来了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协会湿地博物馆专业委员会的印章及登记证书。我也因此兼任了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协会的副理事长，中国湿地博物馆的全国领先地位由此进一步得到巩固。时任西湖区委书记郑荣胜对我们的工作非常肯定，他开玩笑地说：“你的级别比我都高了，不过，是不享受待遇的。”

文 | 陈博君 杭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图 | 马祯俊 

编辑 | 唐  琼 丁家诚 侯可欣 

编审 | 刘  想

转自|西溪湿地发布